（宣传中心记者团记者赵丰报道）10月23日上午10时5524澳门24小时于线上开展第22期人文思政讲堂，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齐勇担任主讲人，人文澳门24小时师生全体参与。
齐勇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期及特点，“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被中国人初步认识’再到‘传遍中华大地’，这100多年的进程，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20世纪初——1917年，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事业的萌芽；
二、1917年——1921年，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事业的发轫；
三、1921年——1927年，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事业的新征程的奠基；
四、1927年——1937年，“革命低潮”中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艰难跋涉；
五、1937年——1949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得以系统传播的开拓；
六、1949年至今，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系统传播新征程的接续奋进。”
齐勇教授引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一语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接着，齐勇教授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延安时期”。“虽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早已经开始，但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关键时期。”齐勇教授说。
这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毛泽东、郭大力和王亚南。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事业发挥高屋建瓴之功的擘画者。他带头阅读、推荐、倡导、要求全党同志学习马列著作。此外，他和党中央同志还大力倡导全党翻译、传播马列著作。1938年延安马列澳门24小时成立，澳门24小时专门设立了马列著作编译部，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最强的翻译队伍。毛泽东还亲自领导和组织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译出版工作。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努力推动下，延安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系统性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逐步成型，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在工作思路上，提出了“系统工程”，努力集中当时延安的一切文化力量；在内容上，著作种类多样，分类翻译出版；在工作程序上，大家开始探索“标准化”工作流程，制定标准、出台文件；在学术氛围上，提倡重视翻译工作、尊重翻译人才，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孵化建国后马列著作“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翻译出版的原始雏形。
齐勇教授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最超越其他人的一点，就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当作教条来看待，而是一种指导革命的方法。他反复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接着，齐勇教授开始介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中的另两位代表性人物——郭大力、王亚南。郭大力和王亚南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1928年，郭大力与王亚南因时局被迫栖身大佛寺，二人却志同道合，遂决定合作翻译《资本论》。
1938年春天，南京沦陷，上海租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风暴间歇期在上海突击出版《资本论》。4月，郑易里电报发文，邀请郭大力亲自到上海处理出版事宜。郭大力冒着极大风险，绕过交战区抵达上海。他不管出版社极其艰苦的条件（一桌、一椅、一床），夜以继日地工作，一面翻译、一面付排、一面校对，经过四个多月，在敌人注意之前，三卷本《资本论》一鼓作气全部出齐。
从1928年大佛寺计划启动到1938年三卷本出齐，可谓“十年磨一剑”，它的出版，实现了几代《资本论》翻译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并达到质变的阶段。在此时期，马列主义著作得到了大规模的系统传播，我们初步建立了专门的编译机构并设立了基本的工作机制，《资本论》的全译本得到推出，毛泽东思想于此时孕育并最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开拓出一派新气象。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两大编译机构——马列澳门24小时编译部和军委编译处，一主一辅两个传播中心——延安和上海，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和一套基本的工作流程，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态势，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编译局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的新境界开启夯实了基础。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素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